洪武十五年的秋老虎，把金陵城烘得像口密不透风的蒸笼。

黏腻的热气裹着人，连呼吸都带着股沉闷的燥意。应天府衙后园那两棵老银杏，叶尖刚染了点浅金，还没到全黄的时候。搁在往年，朱元璋得空总爱站在树下瞅两眼，等着看满树鎏金的景致，今年他半点这心思都提不起来。

御案前堆着半人高的奏章，每一本封皮上都端端正正写着“天下太平”四个字。朱元璋耐着性子一本本翻：浙江布政使说境内风调雨顺、万民安乐；应天府尹报称市面繁荣、物价平稳；湖广巡抚更是称境内夜不闭户、路不拾遗。

越看他心头的火气压得越沉。不是这些奏章写得不好——是写得太完美了，字字句句都透着刻意的圆满，仿佛在拍着他的肩膀说：陛下您看，您治下的江山好得不能再好了。

可他胸口像堵了块浸了水的棉絮，闷得发慌。这不是病，是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练出的直觉：早年在凤阳讨饭，看见大户人家门口挂着红灯笼，他就知道院里藏着恶狗，不能凑近；后来领兵打天下，哪个将领战前拍胸脯说必胜，他就知道这仗多半要出纰漏。如今坐在龙椅上，听着满朝文武把“盛世”挂在嘴边，他的胃又开始抽着疼。

这胃病是少年时饿出来的。连着三天讨不到一口饭，饿到呕血，落下了病根。登基之后御膳房山珍海味换着样做，太医说这是陈年积疾要慢养，他从来不信——他只信自己的胃。每次看着这些把天下夸得天花乱坠的奏章，胃里就泛起熟悉的钝痛，像在提醒他：别信。

“啪——”

他把手里的奏章重重掼在御案上，声响脆得像抽了一鞭子。殿内侍立的太监吓得一缩脖子，连大气都不敢出。朱元璋的目光落在奏章末尾那四个端楷的“天下太平”上，提起朱笔悬了片刻，笔尖落下，一滴猩红的朱墨正正晕在“太平”二字上，像一道绽开的血口子。

“蒋瓛。”

他声音不高，却让殿内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阴影里快步走出个四十来岁的精瘦男子，穿一身不起眼的深色常服，走路悄无声息，仿佛原本就是殿墙的一部分。正是锦衣卫指挥使蒋瓛——朱元璋最信任的人之一，也是满朝文武最畏惧的人之一。他站在那里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像刀刻出来似的。

“臣在。”

“更衣。”朱元璋站起身，明黄色的龙袍扫过脚下冰冷的青砖，衣料摩擦的细碎声响在空旷的大殿里格外清晰，“随朕去江宁县。”

蒋瓛微微躬身，没问缘由。

“朝堂上写出来的太平太假。”朱元璋语气淡得像在说今日天气，“朕要亲自去看看，老百姓的日子到底是什么滋味。”

“遵旨。”蒋瓛低头应下，心里已经飞速盘算：走哪条官道，带几个暗卫，遇上突发状况如何护驾——这是他做了十几年的差事，闭着眼都能安排妥当，却还是仔细过了一遍。这也是朱元璋用他的缘故：从不自作聪明，也从不当面质疑。

未时三刻，日头偏西了些，秋老虎的余威还没散，空气里的闷热一丝没减。江宁县南市正是最热闹的时候，三里长街从南到北挤满了摊子，卖菜的、卖肉的、卖布的、卖杂货的挨挨挤挤，吆喝声此起彼伏。挑担的小贩横握着扁担在人缝里钻，两头挂着沉甸甸的货，嘴里不停喊着“借过借过”。

朱元璋换了身半旧的靛蓝直裰，外罩一件鸦青色褡护，头上顶了顶普通的黑纱帽。往人堆里一站，活脱脱个来赶集的乡下老员外——顶多是家境稍宽裕些的那种，半分帝王的影子都瞧不出来。

蒋瓛隔着十几步远跟着，身边只带了一名精锐侍卫。三人分散在人群里，不远不近，既能互相照应，又不会惹眼。蒋瓛的目光始终扫过人群的每个角落、每条巷口、每一处可能藏着危险的暗处，这是他刻在骨子里的本能。

市井的浊气扑面而来：牲畜的腥臊、摊子上的油烟、人身上的汗味，混着不知哪飘来的香料味，浓得化不开。叫卖声、还价声、孩童的哭闹声、鸡鸭的嘎嘎声搅成一片，震得人耳朵发嗡。

这热闹是真的，朱元璋不否认。可他那双鹰隼似的眼睛扫过去，看见的远不止热闹：街上行人十个里有七八个面黄肌瘦，不是饿脱了形的那种蜡黄，是常年缺油水的寡淡；衣裳大多打着补丁，有的补丁摞补丁，洗得发白到看不出原本的颜色；光脚的人不少，就算穿鞋的，也多半是露着脚趾的草鞋。

粮店门口排着长队，男女老少推着小车、背着布袋，个个表情木然。没人笑，也没人说话，就那么安安静静排着、等着，像一群认了命的羊。粮店隔壁是家布庄，门口摆着几匹红绿绸缎，在日头底下亮闪闪的，生意却冷清得很，掌柜的趴在柜台后打盹。

一道门，隔着两个世界。

几个半大孩子围在糖人摊子前。那摊子小得可怜，一个白发老头坐在小马扎上，面前架着炭炉，炉上的小铜锅里熬着糖稀。他用小勺舀起糖稀，在石板上飞快勾勒，三两下就成型一匹小马、一只小鸟，插在竹签上金黄金黄的，好看得很。

孩子们盯着糖人眼睛都不眨，有的咽口水，有的把手指头塞进嘴里。最小的那个四五岁，扎着两个小揪揪，踮着脚尖趴在摊边，小鼻尖都快碰到糖人了，可攥在手心的那枚铜板被汗浸得发潮，始终舍不得花。她看了好半天，最后拉着姐姐的衣角走了，走出去几步还回头，眼睛黏在那匹小糖马上挪不开。

朱元璋看着那孩子的背影，手指微微动了动。当年他在凤阳讨饭，也路过这样的糖人摊子，想吃，没有钱。那是什么滋味，他记了一辈子。

日头越往西斜，燥热反倒越重。地面的热气往上蒸，混着满街的人气，闷得人喘不过气。朱元璋的胃又开始疼了，不是那种钻心的剧痛，是隐隐的钝痛，像有人用手拧着他的胃。他皱了皱眉，面上半点不显，接着往前走——这点疼算什么，他这辈子经历过比这疼一万倍的事。可胃疼这东西最磨人，不是疼到你受不住，是缠着你，让你满脑子只剩“疼”这一个念头，什么事都做不下去。

街角，一块洗得发白的布幌子在热风里晃悠，上面写着个斗大的“面”字。那幌子不知挂了多少年，颜色褪得看不出原本是蓝是灰，边角磨出了毛边，被风一吹飘飘荡荡，像面打了败仗的旗。

是个路边面摊，小得不能再小：一张旧木桌，两条长凳，其中一条凳腿断了，用麻绳缠了几圈，勉强能坐人；旁边支着口大锅，锅底烧着柴火，热气腾腾往上冒；锅边的案板上搁着切好的面条，白花花码得整整齐齐。

摊子后面站着个白发老妇。花白的头发用蓝布包得严严实实，一根碎发都没露。脸上的皱纹一道叠着一道，深得像干裂的河床——那不是岁月刻的，是风吹日晒、常年苦日子熬出来的。可她有双很干净的眼睛，眼角的皱纹虽深，眼神却清透，不浑浊，不凶狠，也不怯懦，就那样温温和和看着人，带着点软乎乎的江淮口音，像秋日里的一汪静水。

她正低着头搅锅里的汤，长柄木勺在沸汤里慢慢转，白雾升起来，模糊了她的脸。

朱元璋走过去，在那条绑着麻绳的长凳上坐下。木凳“吱呀”一声响，像随时要散架。老妇抬起头看了他一眼，放下木勺，用围裙擦了擦手走过来：“客官，吃面呀？”

声音不大，却清亮，江淮口音软得像泡开的米。

“一碗素面，多汤。”

“好嘞，您稍等。”

她转身回锅边，手脚一点不慢，瞧着年纪大了，动作却利索得很。先从柜底摸出只粗陶大碗——那碗不知用了多少年，碗沿有好几个缺口，却洗得干干净净；舀一勺骨汤浇在碗底，骨汤兑了水，颜色淡淡的，却飘着股骨头的鲜香气；又抓起一把晾干的切面，在手里抖了抖，面条细得像银丝，一抖就散开，滑溜溜落进滚水里。

面条在锅里翻滚，三起三落。她拿长筷子不停搅着，怕面条粘在一起。趁这工夫，从旁边小坛子里夹出一筷子自腌的紫萝卜，切成细条，紫红紫红的看着就开胃，盛在小碟里搁在碗边。

面条煮好了，她捞起来在凉水里过了一遍，再放进碗里——这样面条不坨，吃着有嚼劲。撒上一小撮葱花，点几滴香油，端到朱元璋面前：“客官，慢用。”

朱元璋低头看那碗面：汤清，面白，葱花绿，酱菜紫，简简单单没半点花哨，却干净得让人舒服，像这老妇人本人。

他拿起竹筷，先喝了一口汤。骨汤兑了水，味道不浓，温温润润的，从喉咙一路暖到胃里，那纠缠了半天的钝痛，竟被这口热汤慢慢化开了。再吃一口面，就是最普通的手擀面，没什么特别，却嚼劲十足，麦香浓得很，是正经粮食的味道——不像御膳房里那些加了无数佐料，吃不出本来面目的东西。

那碟酱菜是点睛之笔，咸酸脆爽，刚好解了汤面的清淡。一口面一口酱菜，分寸刚好。

他吃得不快不慢，筷子夹起面条送进嘴里，嚼几下，再喝一口汤。一碗面吃了差不多一盏茶的工夫，最后连汤带面吃得干干净净，碗底光溜溜的，一滴汤都没剩。

一身燥热被这碗热面压了下去，胃不疼了，胸口也不堵了，整个人松快了不少。他放下筷子，习惯性往怀里一摸——空的。

他愣了一下，又摸了摸袖袋，还是空的。这才想起来，今天是微服出宫，换衣裳的时候把银袋落在龙袍里了，袖子里只有手札和几份要紧文书，一文钱都没带。

堂堂九五之尊，连一碗面钱都付不出来。他难得有些窘迫——这辈子没欠过谁的钱，早年是真没钱，后来是没必要欠。

老妇正在旁边收拾另一张桌子，余光瞥见他摸来摸去的样子，瞬间明白了。她走过来收了碗筷，笑着说：“客官是不是忘带钱了？”

语气里半分责怪都没有，像跟邻居唠家常似的：“不妨事的，就一碗面，值不了几个铜板。您先走吧，下回路过记得就行。”

她说得轻描淡写，仿佛一碗面真的不值什么，不用放在心上。没有怀疑，没有嫌恶，没有上下打量的算计，就是简简单单信了他。

朱元璋看着她那张刻满深纹的脸，干干净净的，半分算计都没有。他沉默了几息——他不喜欢欠账，更不喜欢欠老百姓的账。

他低头瞥了眼腰间，腰带上挂着枚青玉玉佩，不大，比铜钱大一圈，刚好能握在手心。玉质温润，对着光透着淡淡的青色，雕着简单的云纹，瞧着没什么稀奇，可这枚玉佩跟了他二十年了。

这是他贴身藏了二十年的私物，从不离身。玉佩背面刻着个极小的“御”字，藏在云纹缝隙里，不凑到跟前根本瞧不见。他解下玉佩，轻轻搁在那只豁口粗陶碗的旁边。“这块玉佩押在这儿，三日后，我亲自来取。”

老妇吓了一跳，忙不迭地摆手。“使不得使不得！就是一碗素面的事儿，哪能收您这么金贵的东西！”她虽不懂玉，可看那温润的成色，也知道绝不是凡品。这么好的玉，押在一碗面钱上，这老爷子莫不是脑子糊涂了？

“使得。”朱元璋的语气没有半分转圜的余地，“三日后，我来取。”

说罢他直起身，转身汇入了街上的人流。蒋瓛经过面摊时，眼角的余光扫过那枚玉佩，一眼就认了出来。可他什么也没说，脸上没有半分波澜，脚步不停，远远跟在了朱元璋身后。

老妇站在摊子后面，捧着那枚玉佩，一时手足无措。她犹豫了好半晌，到底没追上去——那老爷子的眼神她记得，是说一不二的性子，追上去也只会碰钉子。她从围裙口袋里摸出一块干净的布帕，仔仔细细把玉佩裹好，塞进怀里最贴身的地方，又用手按了按，确认不会掉出来。

心里是不安的，可更多的是珍重。她活了大半辈子，经手的东西，还回去的远比留下的多。人家信她，她不能辜负这份信任。

朱元璋走出半条街，停下脚步，回头望了一眼。隔着熙熙攘攘的人群，隔着挑担的、买菜的、赶路的各色人等，他看见那老妇站在摊子后面，手按在胸口的衣襟上——那是揣着玉佩的位置。他就看着她把裹着玉佩的布帕从怀里掏出来，看了看，又塞回去；过了一会儿又掏出来，再塞回去。最后她把布帕稳稳揣好，转过身，继续搅锅里的面汤。

朱元璋看了几秒，转过身，迈步向前。“回皇城。”

沈王氏守着这面摊，已经整整二十年了。

二十年前，她丈夫还在。男人姓沈，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，种地是一把好手，可命薄，赶上年年灾荒，地里的收成一年比一年差。后来实在种不下去，夫妻俩从乡下迁到江宁，支起了这个面摊。男人揉面，她煮面，日子虽穷，可两个人互相搭着把手，倒也过得下去。

没几年，丈夫染上了痨病。咳了整整一冬，到后来连床都下不来，家里没钱请郎中，只能硬扛。开春的时候，人就没了。

她一个人撑下了这个摊子。天不亮就起来揉面，中午在摊上忙到日落，天黑收了摊回家洗洗涮涮，躺下时往往已经是半夜。第二天，又是天不亮就起身。好歹把儿子拉扯大了。

儿子叫沈柱子，十六岁那年被征去修河道。走的时候还笑着说，娘等我回来，给您扯块新布做衣裳。她等了一年，等来的却是儿子死在工地上的消息——说是闹了瘟疫，一倒就是一片，死了就用草席一卷，埋在河堤底下。她连儿子的坟在哪儿都不知道。

偌大的世上，就剩她孤零零一个人了。街坊邻居可怜她，有时候多给一文两文的，她从来不肯占这个便宜，总要追上去还。追不上的，下次人家来吃面，她就多添一勺汤、多加一筷子面。

她舍不得关掉这个摊子。这是她这辈子唯一会做的营生，也是她和儿子最后的念想——儿子最爱吃她煮的面，总说娘煮的面是天底下最好吃的。她就靠着这点念想，一碗一碗地煮面，一年一年地熬着日子。

那枚青玉佩揣在她怀里，像块烧红的烙铁，烫得她一夜没合眼。她不识字，也不懂玉，可也能看出来这东西绝不是凡品——那光泽，那触感，连她这外行人都知道贵重。那个吃面的老爷子气度也不一般，那个年纪，那种说话的语气，那种不容人反驳的做派，绝不是普通人。

她怕。怕这玉惹来祸事，更怕人家说好要来赎，她没给人看好，弄丢了。她把玉从怀里掏出来，就着油灯的光看了又看。包玉的布帕是干净的，可她还是翻出一块新的，重新裹了一层，再揣回怀里。她躺在床上，手按着胸口那块硬硬的东西，心里念叨：三天，三天后他来了，还给他，就没事了。

她万万没想到，昨天摊前的那一幕，早就被人盯上了。

张癞子，本名张来，是江宁县的衙役。头上长着几块癞疤，头发稀稀拉拉盖不住，瞧着就让人不舒服。街上的人都叫他张癞子，当面叫，背后也叫，他也不介意——反正他也不是什么体面人。

可他就是个最底层的小衙役，在县衙里排不上号。上头有县丞、主簿、典史，典史底下有班头，班头底下才轮得到他这种跑腿的。他不甘心。做了十几年衙役，捞的都是些小鱼小虾：今天从卖菜的老头那儿讹几文钱，明天从小贩摊上拿几根葱，运气好的时候能蹭一顿酒。就这点出息。

但他有个本事——眼尖。谁腰包里有钱，谁摊上有好东西，他一眼就能瞧出来。这本事是十几年在街面上磨出来的，比狗鼻子还灵。

昨天下午，他在南市巡街，远远就看见了沈王氏面摊前的那一幕。他先看见的是那个穿靛蓝直裰的老头——那老头的气度不对，不像普通百姓，可又说不上来哪儿不对。张癞子没在那老头身上多费心思——反正也不是什么达官贵人，达官贵人能坐路边摊吃面？

然后他就看见了那枚玉佩。老头解下来搁在碗边，走了，沈老婆子把玉揣进了怀里。张癞子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。那玉的光泽不对——不是普通的青玉，那水头，那油润感，少说也值几十两银子。他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值钱的东西，就这么随随便便揣在一个卖面的老婆子怀里？

他心痒了，像有几百只蚂蚁在心口爬，痒得坐不住。可他也有点忌惮——那老头身份不明，万一是惹不起的人物呢？他把这事压了一天，可到底压不住。

第二天晚上，他翻来覆去想了又想，觉得那老头肯定不是什么要紧人物。谁家有钱人会拿这么贵重的东西押一碗面？怕是来路不正，急着脱手。那老婆子贪便宜收了，正好是个把柄。

贪心压过了谨慎。他直奔县衙后巷，去找侯师爷。

侯德贵，是周县令的心腹师爷，掌管刑名赋税。四十来岁，瘦长脸，三角眼，看人的时候总像在掂量一件东西值多少钱。他替周富海管着全县的粮税折色和火耗——这差事听着不起眼，实则是肥得流油的缺。粮食折成银子收，折率是他定的；火耗加多少，也是他定的。多出来的那部分，一半归周富海，一半归他。这些年他不知道捞了多少，可人的贪心是填不满的，越捞越想要，越想要胆子越大。

此刻他正坐在书房里拨算盘，噼里啪啦的响声在夜里格外清脆。他在算今年的火耗收了多少，能落多少进自己的口袋。

门“吱呀”一声被推开，张癞子鬼鬼祟祟钻进来，转身把门关紧，还上了门闩。“师爷！发财了！”

侯德贵眼皮都没抬，继续拨算盘。“有屁快放。”

“南市那个卖面的沈老婆子，收了一块青玉！上好的成色，最少值几十两！”

侯德贵的算盘顿了一下。他抬起头，三角眼扫了过来。“收什么玉？她一个卖面的，收得起玉？”

“不是买的！是别人押的！一个老头吃了一碗面没钱给，拿玉押着，说过几天来赎！”

侯德贵放下算盘，坐直了身子。“那玉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“沈老婆子怀里揣着呢！”张癞子凑上来，压低声音，“师爷，您说这么大一块玉，一个穷卖面的，来路能清白吗？肯定是贼赃！咱们要是把她抓了，玉扣下来，人往大牢里一扔——案子有了，玉也有了！”

侯德贵没接话。他眯着三角眼，脑子转得飞快。最近知府衙门下文，严查私藏禁物、盗赃。这事要是办好了，就是一桩大案，上报上去，周富海升官，他侯德贵也跟着沾光。而且那枚玉，最后归谁？

他看了一眼张癞子，张癞子笑得满脸褶子，像一朵烂菊花。

“你说那老头，什么来路？”

“看不出来，就是个普通老头。穿得不咋地，但气度有点不一般——”

“管他什么来路。”侯德贵一挥手，“案子办了，人抓了，玉扣了。他要是真敢来赎，那就是贼赃同伙，一并拿了。他要是不敢来，那就是明摆着做贼心虚。”

“师爷英明！”

“明天一早就办。客气点，别闹出大动静，人抓来就行。”

“明白！”张癞子搓着手走了。

侯德贵重新拿起算盘，拨了几下，又放下了。他走到墙角的柜子前，打开锁，拿出一个小木匣。匣子里装着他这些年攒下的几件好东西——一枚金戒指，一对玉镯，几张田契。他在想，那枚青玉值不值钱。值钱的话，他自己留着；不值钱的话，送上去邀功也行。

申时刚过，太阳偏西，光线渐渐暗了下来，街上的行人少了。沈王氏正准备收摊。她把锅里的汤舀出来，没用完的面条用湿布盖好，碗筷收进木桶里——这套活她干了二十年，闭着眼睛都能做。

三个衙役围了上来。为首的是张癞子，他换了身公服，腰间挂着铁尺，走路一摇一摆的，故意把动静弄得很大。身后跟着两个年轻衙役，一个拿锁链，一个拿水火棍。南市的摊贩见这阵仗，一个个往后退——衙役来了没好事，这是老百姓都知道的道理。

“沈大娘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”张癞子脸上挂着笑，可那笑让人不舒服，像狗咧开了嘴，“有人告你私收贼赃，侯师爷请你回去问话。”

沈王氏手里的碗“哐当”一声掉在地上，摔成了几瓣。“我一辈子本本分分，哪儿来的收赃？”

“少装蒜。”张癞子一步跨上来，一把攥住她的手腕，力气大得像是要把骨头捏碎，“你怀里那枚玉佩，哪儿来的？”他冲身后的衙役一扬下巴，“搜！”

两个衙役立刻动手。扫帚被踢飞，锅碗瓢盆被砸得满地都是，刚盖好的面条从案板上掀下来，白花花撒了一地。那只烧了二十年的大锅被推翻在地，锅底还冒着热气，扣在地上像一只翻了的乌龟。

沈王氏拼命挣扎，眼眶红了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“是客人押的信物！说好三天后来赎！我什么都不知道！”

“押？”张癞子笑得嘴角咧到耳根，“空口无凭，谁信你？”

他直接伸手，从沈王氏怀里扯出那块裹着玉佩的布帕。手碰到她胸口的时候，动作粗暴得像在翻一件货物。

青玉佩露了出来。暗淡的光线下，玉质温润，云纹细腻。张癞子握在手心，笑了——那笑容里有贪欲，有得意，还有一种欺负弱者的畅快。

“人赃并获，带走！”

铁链“哗啦”一声套上沈王氏的脖子。铁链冰凉，冰得她打了个哆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