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顾安，你现在是觉得自己能独当一面，用不着家里了是吧？”我垂着眼没接话。她猛地起身，一把扯过搭在餐椅上的驼色羊绒大衣往身上套。

“好，今年你长本事了。我把话放这，往后爸妈有个头疼脑热，你别指望我搭把手。”

她没明说是什么事，但我们都心知肚明。父亲常年要吃的降压药，母亲退行性膝关节炎的理疗费，厨房下水管道堵了要找人疏通，这些年来都是顾萍“操心”——毕竟她每年从我置办的年货里拿走的烟酒补品，折算下来早就远超这些开销。

这是我们家维持了五年的、没人点破的利益交换，一种扭曲的平衡。大衣系好了扣子，她拎起挂在椅边的通勤包往门口走。手搭在门把上时，她回头瞥了眼从里屋踱出来的父亲。“爸，我先走了，你们慢慢吃。”

父亲嘴唇嗫嚅了两下，最终只挤出来一句：“路上骑车小心。”

防盗门咔哒合上，楼道里的脚步声一步步往下，渐渐远得听不见。

母亲端着最后一道汤从厨房出来，望着桌上几乎没动几筷子的菜，又转头看向我，眼眶唰地就红了，却死死咬着唇没让眼泪掉下来。

父亲重新坐回椅子，拧开白酒瓶倒了满满一杯，仰头一饮而尽，喉结滚了滚。“吃饭。”

我们默默地重新拿起筷子。窗外的爆竹声噼里啪啦响得越来越密，客厅电视里春晚的歌舞闹得震天，却只让人觉得心里发堵。我夹了一块卤鹅肉，鹅皮已经软塌塌的，凉透了，半点脆劲都没了。

母亲压低声音，带着点小心翼翼的试探：“你姐她……也是想着能帮家里省点是点。”我把嘴里的肉咽下去，轻声说：“妈，先吃饭吧，菜都凉了。”

父亲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，这次没急着喝，目光落在闪烁的电视屏幕上，却明显神思不属。他在想什么？是在琢磨顾萍那句撂下的狠话？还是在愁往后这日子该怎么处？又或者，是在打量我这个突然不再听话的小女儿？

我猜不透。

我只清楚，今年的除夕夜，终于不用再重演往年的剧本——顾萍把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，我们一家三口对着剩下的残羹冷炙守岁。

这时，口袋里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