陆深接到那通电话时，正垂着脑袋给一盆快枯死的仙人掌浇水。这盆是母亲三年前从集市抱回来的，刚买回来时也就拳头大小，过了三年依旧是那副拳头样，蔫蔫地缩在窗台上，通体泛黄，活像枚生了锈的旧铁钉。手机铃声突兀地响起来，来电显示是个本地陌生号码。他随手蹭掉手上的水渍，按下了接听键。
“请问是陆深先生吗？这里是石屏县中医院，您的父亲陆长河在我们这里接受住院治疗，目前情况不太乐观，希望您能尽快过来一趟。”陆深闻言怔在原地。他和父亲已经断了三年的联系。不是不想主动搭话，是压根不敢。
上一次见面还是三年前的春节，他回家住了三天，和父亲红了三天的脸，第四天清早他拎着行李箱头也不回地走了，出门时瞥见父亲坐在门槛的椅子上，嘴唇动了动，到最后也没吐出一个字。“他出什么事了？”陆深压着嗓子问。
“是脑梗，昨天刚送过来的。现在右侧肢体没法正常活动，说话也有些不利索。他的手机里只存了你这一个联系人，我们只能联系你。”陆深挂了电话，站在窗台边发了好一会儿呆。那盆仙人掌还是那副半死不活的德行，黄巴巴的看着就让人窝火，他抬手想把它扔出去，顿了顿又放下了。他订了最快出发的高铁，从省城到石屏县要三个多小时，之后再从县城坐大巴到镇上，最后还得搭村里的小面包车才能到家门口。
一路折腾下来，等他站在中医院大门前时，天已经彻底黑透了。住院部在五楼，走廊里坏了两根灯管，忽明忽暗地闪着，把整条走廊衬得像恐怖电影的片场。陆深找到507号病房，推开门的瞬间，消毒水混着老人身上特有的气味扑面而来。这是个三人间，靠窗的病床上躺着一个人。
那人瘦得脱了形，颧骨高高地支棱着，脸颊深深凹陷，像颗被晒透的干红枣。他闭着眼，嘴唇微微张着，呼吸粗重，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，像台老旧的发动机在费力地运转。
陆深站在床边，垂眸看着床上的人。他几乎认不出这是自己的父亲。记忆里的陆长河，是个身形高大的男人，肩膀宽得像一扇门板，能轻轻松松把他举过头顶。他嗓门极大，说话跟吼似的，隔三个院子都能听见他骂人的声音。可现在躺在这里的人，瘦小、干瘪，安静得像盏快要燃尽的油灯。陆深在床边不知站了多久，站得腿都麻了。
他拽过旁边的折叠椅坐下，落座时动静不小，椅腿在地面刮出一声刺耳的锐响。
床上的人动了动，眼皮颤了颤，慢慢睁开了眼。那双眼睛浑浊得像蒙了一层薄雾，盯着陆深看了好几秒，忽然亮了一下，像有人在那层雾后面点亮了一根蜡烛。“回来了？”
陆长河的声音很轻，含混不清的，像嘴里含着什么东西。他的右嘴角往下耷拉着，说话时半边脸都不动，只有左半边脸在用力。“嗯。”陆深只吐出一个字。陆长河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，又慢慢闭上了眼。不是睡着了，是没力气了。他的右手露在被子外面，手指微微蜷着，像在抓握什么东西。陆深注意到那只手的食指和中指上贴满了创可贴，一层叠着一层，有新有旧，黄的白的缠在一起，看着让人心里发紧。
陆长河在病床上躺了五天，陆深就在医院守了五天。白天他坐在折叠椅上打盹，晚上把两把椅子拼在一起躺会儿，腰被硓得生疼，睡不着的时候就听陆长河的呼吸声，呼噜呼噜的，像远处海边翻涌的浪。
第五天下午，陆长河的病情稳定了不少，医生说再过几天就能出院，但后续需要长期做康复训练，右手的功能大概率会受影响，要他做好心理准备。陆深去办出院手续的时候，护士把他叫住了。
“你是陆长河的家属对吧？”“我是他儿子。”“那这些东西你收好。”护士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一个手机充电器、一串钥匙、一个泛黄的信封。
“这是他入院时随身带的东西，你先拿着，之后给他就行。”陆深接过塑料袋，随手翻了翻。
信封没封口，里面是空的，只有封皮上写着几个字——“陆深收”。是父亲的字迹，歪歪扭扭的，像小孩子写的。他把信封抽出来，里面掉出一张叠成方块的信纸。展开一看，薄薄一页纸，只写了三行字：“小深：灯塔上的灯我换过了。电池在后屋抽屉里。
钥匙在老地方。”陆深盯着这张纸看了好半天，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。灯塔。
这个词他已经好多年没听过了。陆长河一辈子就是个守塔人。他们的村子在石屏县最南边，靠着海，海边立着一座灯塔，是灰白色的石头砌的，坐落在一块黑色的礁石上。
那座灯塔比陆深的爷爷年纪还大，据说是民国时期修建的，早先靠煤油灯照明，后来改成了电灯，但灯塔的作用从来没变——给海上的渔船指引方向。陆长河二十岁上塔，一守就是三十多年。
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爬上去擦灯、换灯泡、检查线路，刮风下雨也从不间断。他平时话不多，但对着那座塔却有说不完的话，每次上去都要跟塔念叨几句。陆深小时候跟着他上去过几次，听见他对着墙壁絮絮叨叨，说什么“今天的灯够亮的”“你身上这块石头松了，我给你糊点水泥”。
陆深那时候觉得父亲是疯了，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不是疯，是孤独。一个人守着一座塔，守了三十多年，没人跟他说话，他就跟塔说，跟海说，跟风说。陆深从前最烦的就是那座灯塔。
小时候同学问他，“你爸是做什么的？”他说，“守灯塔的。”同学就笑，“守灯塔的？
灯塔有什么好守的？”他不觉得可笑，但每次说出口都觉得抬不起头。
别人的父亲是老师、是医生、是在城里上班的，他的父亲是看灯的。后来长大了，他更觉得烦躁。
他觉得父亲这辈子就毁在那座塔上了。母亲走的时候他才六岁，母亲是病死的，肝癌，查出来就是晚期。陆长河那时候白天在塔上值守，晚上在医院陪护，两头奔波，一个月瘦了二十斤。
母亲走了之后，陆长河干脆搬到了灯塔底下的小屋里住，把陆深扔给村里的姑姑照顾。
陆深恨那座灯塔。他觉得那座塔抢走了他的父亲。高中毕业那年，他跟陆长河大吵了一架。
他说自己要考去外省，越远越好，再也不回来了。陆长河当时正在院子里修一盏旧灯，听到这话手里的螺丝刀顿了一下，之后继续拧螺丝，拧完了才说了一句：“去吧。”
一句“去吧”，就把陆深打发了。没有挽留，没有舍不得，甚至没有多看他一眼。
陆深攥着大学录取通知书站在院子里，足足站了一分钟，转身就走了。后来他大学毕业，在省城找了份工作，做广告策划，每天跟甲方斗智斗勇，改方案改到凌晨是常有的事。
他很少给陆长河打电话，陆长河也很少主动打给他。偶尔通一次电话，两头都是沉默，陆长河问一句“吃饭了没”，他答一句“吃了你呢”，之后又是沉默。说不了几句就挂了。
他一直觉得父子俩之间没什么好说的。现在父亲躺在病床上，半边身子动不了，话都说不利索了，反倒给他写了这么几句话。不对，不是信。只是几句叮嘱。灯塔上的灯我换过了。
电池在后屋抽屉里。钥匙在老地方。陆深把这张信纸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，忽然觉得哪里不对劲。父亲入院那天穿的是一件旧夹克，兜里揣着充电器、钥匙、信封——这些都是他平时随身带的东西。也就是说，父亲在出事之前，就已经把这封信写好了，装在信封里，每天带在身上。他为什么要随身带着这封信？
是在等一个机会交给他？还是怕自己哪天突然走了，来不及交代？陆深把信纸折好，重新装回信封里，塞进了自己的口袋。
陆长河出院那天，是陆深的姑姑陆长英来接的。陆长英比陆长河小三岁，也是个老太太了，头发白了大半，但人很精神，说话中气十足，跟陆长河完全是两种性子。“你看看你，瘦成什么样了！”
陆长英一进病房就冲着陆长河嚷嚷，一边说一边把带来的鸡汤往床头柜上放，“我炖了一上午，你趁热喝。小深，你去拿个碗来。”陆深去护士站借了个碗，回来的时候看见陆长英正扶着陆长河坐起来。陆长河的右手还是没法动，软塌塌地垂在身侧，像个没用的摆设。陆长英扶他的时候格外小心，像扶着一件容易碎的瓷器。“你那个灯塔，我跟你说个事，”陆长英一边给他垫枕头一边说，“上个月那个灯又坏了，海事那边的人来看过了，说要换新的，但是他们说这个塔太老了，维修成本太高，可能要……”“不拆。”陆长河突然开口，声音不大，但格外坚决，那含混的音节里带着一股狠劲。他的左手攥住了床单，指节都泛了白。
陆长英被他这一声吓了一跳，手上的动作顿了顿，叹了口气：“没人说要拆，就是可能要修一修。你别激动，你刚出院，血压还高着呢。”陆长河不说话了，但左手一直攥着床单，攥得很紧，像是在跟什么东西较劲。陆深站在旁边，手里端着那碗鸡汤，看着这一幕，心里又冒出了那个念头——灯塔，灯塔，又是灯塔。
父亲都成这样了，心里惦记的还是那座破塔。他到底图什么？一个月两千多块的补贴，守了三十多年，守到手废了、老婆没了、儿子也跟他形同陌路了，他还守。
陆深把鸡汤放在床头柜上，说了一句“我去办出院手续”，就转身出去了。
手续办完已经快到中午了。陆长英开着一辆电动三轮车来的，车厢里铺了棉被，把陆长河安置在上面。陆深骑着父亲留在医院车棚里的那辆破电动车，跟在后面，沿着海边的路往村里走。海风很大，吹得他睁不开眼。路两边是大片大片的盐田，白花花的，晃得人眼睛疼。天很蓝，蓝得不像真的。这条路他小时候走过无数次，从村里到镇上，从镇上到村里，坐在父亲自行车的后座上，两只手抓着父亲的衣服，风呼呼地从耳边刮过。那时候他觉得这条路很长，长到走不到头。现在骑着电动车走，才发现其实也没多远，二十来分钟就到村口了。村子不大，七八十户人家，青灰色的石头房子沿着海岸线排开，像一串歪歪扭扭的念珠。村口那棵大榕树还在，老得不成样子，气根垂了一地，像一把巨大的伞。榕树底下坐着几个老人，看见电动三轮车过来，都伸着脖子往这边看。陆长英把三轮车停在院子门口。
陆深下了电动车，站在院子外面，看着这栋他三年没回来的房子。石头砌的墙，木头门，门上的漆掉得差不多了。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，长歪了，往一边倒，果子稀稀拉拉的，没几个红的。
院子角落里堆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——旧渔网、废铁、几根木料、一艘破舢板，翻扣在地上，船底长满了青苔。陆深帮着把陆长河扶进屋里。
第二天清晨，陆深早早就出了门。从村子去往灯塔，得沿着海边的碎石路走约莫二十分钟。路面坑洼不平，好些地方还残留着海水浸过的痕迹，石头上覆满了海蛎子壳，踩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。海风猛烈，吹得他头发肆意乱飞，咸腥的气息直往鼻腔里钻。远远地，他就望见了那座灯塔。灰白色的塔身矗立在黑色的礁石之上，宛如一位沉默的老者。塔不算高，大概十来米，通体刷着白漆，可漆面早已斑驳不堪，一块一块地剥落，露出底下灰色的石头。阳光洒在塔身上，那些斑驳的痕迹显得格外刺眼，好似一张长满了白斑的皮肤。陆深站在塔底，抬头凝望了许久。小时候，他来过这里无数次。那时灯塔还没这般破旧，白色的漆皮完整光滑，远远望去就像一根竖立的蜡烛。父亲总会牵着他的手，一步一步地爬上那螺旋形的石阶。石阶狭窄得仅容一人通行，两侧墙壁上刻满了字，都是过往守塔人留下的印记——“王德发到此一游”“李大海1987年上塔”“风调雨顺鱼虾满舱”。有些字迹已经模糊难辨，有些却依旧清晰。他走到塔底的铁门前，门虚掩着，并未上锁。伸手轻轻一推，铁门发出一声沉闷的嘎吱声，缓缓向两侧打开。门内光线昏暗，只有门口透进些许光亮。一股潮湿发霉的气味扑面而来，混杂着铁锈与海水的咸涩味。陆深掏出手机，打开手电筒，光柱扫过之处，照出一条狭窄的甬道和通往顶层的石阶。石阶上积了一层厚灰，显然许久无人踏足。他抬脚踩上去，第一级石阶便发出一声脆响，仿佛随时都会裂开。他迟疑了一下，还是继续向上走去。螺旋形的楼梯层层盘旋而上，越往上越狭窄。墙壁上的刻字在手电筒的光线下若隐若现，如同来自另一个时代的低语。他看到了父亲刻的字——“陆长河1991年春”，刻在一米多高的位置，字迹工整，一笔一划都透着郑重，仿佛刻下的不是简单的文字，而是某种至关重要的承诺。他在那行字前驻足，伸手轻轻抚摸，刻痕很深，指腹能清晰地感受到石头的粗糙质感。他继续往上走。不知过了多少级台阶，双腿已感酸累，终于抵达顶层。顶层是一个小小的平台，四周环绕着铁栏杆，中间矗立着那盏灯。这是一盏老式卤素灯，个头不大，外面罩着透明的玻璃罩，只是玻璃上蒙了厚厚一层灰，灯光显得昏昏暗暗，好似隔着一层薄雾。陆深站在平台上，极目远眺。大海辽阔无垠，一眼望不到边际。天空呈灰蓝色，与海面无缝衔接，让人分不清哪里是天的尽头，哪里是海的开端。海面上漂浮着几艘渔船，小得宛如几片落叶，在水波中轻轻摇晃。海风裹挟着咸腥之气吹来，把他的头发吹得凌乱不堪。他想起小时候，父亲常常抱着他站在这里，指着远处的海面说：“你看，那条船就是我们家的。”那时他年纪尚幼，根本分不清哪条船是自家的，只觉得大海好辽阔，海风好凛冽，而父亲的怀抱格外温暖。后来渐渐长大，他便不愿再上来了。他觉得站在这塔顶，视野里只有一片茫茫无际的大海，空荡得让人心慌。可此刻，他站在这里，望着眼前的这片海，突然明白了父亲为何能在这座塔上坚守一辈子——不是出于热爱，而是源于习惯。当一个人习惯了孤独，便不再觉得孤独难耐。或者说，他早已把孤独融入了自己的生命，就像这座灯塔，历经风吹雨打，始终静静伫立在这里，不是不想挪动，而是早已不知该去往何方。陆深蹲下身，仔细检查那盏灯。灯泡看上去并无损坏，也没有烧坏的痕迹，但光线确实暗淡了许多，想来是灯罩太过肮脏所致。他伸手擦去灯罩上的灰尘，玻璃罩干净后，灯光果然明亮了几分。他又查看了后面的电池箱，打开铁皮盖子，里面是一块老旧的蓄电池，接线处已经生锈。他想起父亲信中提到的“电池在后屋抽屉里”。他知道后屋就是塔底下的那间小屋，父亲以前总把工具和备用零件放在那里。他下楼来到那间小屋，推开木门，一股霉味瞬间涌了出来。屋子不大，只有一间，里面杂乱地堆放着各种东西——电线、灯泡、工具箱、旧报纸，还有几个落满灰尘的玻璃瓶。一张老式木桌靠墙摆放着，抽屉的拉手已经掉了一个。陆深拉开抽屉，果然里面放着几块新电池，还有几个用报纸包裹着的灯泡。他拿出一块电池，回到塔顶换上，又把灯罩里里外外仔细擦拭了一遍，还换上了一个新灯泡。灯亮了。比之前亮了许多，一道光柱射向远方，在海面上映照出一条长长的光带，金黄金黄的，宛如一条铺展在海水上的道路。陆深站在平台上，静静地望着那条光带。